（V）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体系”与类似研究的比较分析

陈乐民曾经说到：“长期以来，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即把国际政治纳入世界历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纳入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在这个大框架里，千变万化的国际政治，无非是其中的戏剧、插曲，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曲折反映，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长江大河中激荡起来的浪花。所以，文明（文化）与国际政治到底有什么关系，就需置身于这条长江大河中去观察。”【62】

陈乐民这种想法，其实就是遵从国际政治中以“文明”研究为基础的宏观学派的脉络。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其实也正是遵循这个路径。正如某个学者评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没有什么新鲜意思。就国际政治观察角度而言，学术派一直有‘宏观派’和‘微观派’之分。宏观派代表人物有阿诺尔德.汤因比、昆西.赖特等人，认为国家从属于文明，其行为大体上是由文明决定的；微观派的传统代表人物包括汉斯.摩根索、雷隆.阿蒙等人，他们视国家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和决定性因素。亨廷顿只是继承了汤因比、斯宾格勒的衣钵而已。”【63】从这个评价观测出，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中所涉及到的核心思想并不是首创，因为国际政治的研究已经存在着以“文明”研究为基础的宏观学派。在这个学派里，亨廷顿只是继承了汤因比或者斯宾格勒等大家的思想。但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也有创新的地方，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亨廷顿做出了一些其前人做不到的成就。在这里，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体系理论纳入到以汤因比、斯本格勒或者怀特等大家的文明或者文化理论的框架中进行简单的比较研究也是必要的。

首先，以文明研究为基础的宏观学派们打破了各个文明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视野，从而拓宽了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事实上，在汤因比或者斯宾格勒之前的学者（或者从某种程度来说，之后的学者），都在潜意识里将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这种单一文明的观点严重的束缚了学者的思维，也成为拓宽理论研究的障碍。1918年，斯宾格勒谴责流行于西方的把历史简单地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阶段的狭隘历史观，指出它仅仅适用于西方。他说：“有必要用哥白尼的研究方法来代替这一‘托勒密的历史研究方法’，并用‘大量强大文化的戏剧性场面’来代替‘历史直线式发展的空洞虚构’”。【64】同样，几十年之后的汤因比严厉批评了表现在“自我中心的错觉”中的西方的“狭隘和傲慢”，即认为世界环绕着西方旋转，存在着“不变的东方”，以及“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像斯宾格勒一样，他不愿承认历史的单一性假设，即这样一个假设：“只存在着一条文明之河，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其他文明之河都或者从属于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之中。”【65】而在汤因比之后50年，布罗代尔同样强调需要努力寻找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并理解“世界上伟大的文化冲突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其抨击那种观点，即认为现代化和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样性的终结。亨廷顿不承认单一文明（普世文明），也不承认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他特别强调多元文明的存在。而正是这种多元文明的存在，才可以为其文明的冲突奠定基础，一旦出现了普世文明，那么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也就不功自破了。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亨廷顿同样继承了其前人的研究基础，即摆脱狭隘的文明观，拓宽了研究的领域，或许这也是他的一个贡献之一。

其次，正如苏亚塔.查克拉巴蒂.帕西克在《文化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拓展》这篇文章中提到：“……显然，斯宾格勒、汤因比、怀特和其他人在试图理解世界政治时采用了非常不同的‘国家’范畴。把文化作为给体系分类的方式影响了汤因比和他同时代的人，他们在评定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时，使用的主要范畴是‘文明社会’（经常在和‘文化’关联和同义时使用）而不是‘国家’。”【66】的确，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们不同，他们更多的是用“文明社会”取代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的研究模式。正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到：“在最近几百年里，尤其是在最近几个时代里，很想自足的民族主权国家的发展引使历史学家们选择了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但是在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和民族国家能够说明它自己的问题。”，“…….如果这一章（《历史研究的单位》）的论点可以成立的话，那就应该可以说历史研究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文明社会）……”【67】宏观学派以“文明社会”作为其研究的单位，通过展现出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乃至流产整个过程中的“戏剧性”场面。而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仅仅是文明戏剧的一幕而已。回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按照中国某些学者的观点——“亨廷顿所谓的虚假的模式，指的是为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学者、地缘政治学者所热衷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模式。他不同意继续以国家作为分析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更不同意所谓国家利益、国家间权力的平衡是形成未来世界格局的杠杆的说法。他指出人们最终所能依靠者，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利益。人们在愿意认同，并能不惜生命为之战斗的是信仰和宗族、血缘和信念。”【68】同样，一位美国学者撰写的系统地批评亨廷顿的论文指出：“很多评论家指责他贬低了未来体系中国家地位的重要性，其实他看到国家越来越不能成为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的长远趋势，是正确的；他注意到在文化共性基础上形成新的泛国家集团的努力，也是正确的。他的错误，主要在于他过分强调了文化差异的作用，把它视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动因而不是众多动因之一。”【69】的确，亨廷顿扩宽了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从表面上看似乎也是走出了“国家中心主义”的桎梏，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还是没有完全彻底的摆脱对“民族国家”这个行为体的依赖。他所界定的文明并不是广泛意义上的文明，或者类似汤因比等大家所界定的文明，而是一个有着确定边界的，一个以国家行为体为基础的文明。很难相信，在他的“文明冲突理论”里，所谓的“冲突”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各个“文明”，而这种先见使得他的整个逻辑体系存在着某些缺陷。而正是这一点，亨廷顿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其次，谈到“文明的冲突”，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中明确说到：“如果我们要提供我们有能力来为全人类作出的全部服务——帮助他们在一个统一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我们就必须做出必不可少的想象和意志的努力，来打破我们自己国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们短暂的历史所造成的束缚，我们必须使得自己习惯于采用作为历史的整体观。我们的首要问题是理解所有已知的文明史（不管是现存的还是已经消失的）并把他提供给其他的人民，我相信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一任务。一个方法是研究文明之间的冲突，我已经在四个显著的例子中提到了这一点。这些文明之间的冲突正在从历史的角度表明，不仅因为它们把许多文明引入了单一的想象的焦点，也因为文明的冲突，较高的宗教——崇拜，已经从早期苏美尔人的圣母和历经苦难，死而复之的圣子中产生……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未来——如果人类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一种未来的话——在于在这4000年间（至少是近3000年之内）出现的那些较高的宗教，而不在于为较高的宗教的诞生提供机会而产生冲突的这些文明。研究作为统一体的所有已知文明的历史的第二种方法是对它们各自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把它们作为人类社会的某些特殊阶段的代表来考察…….”【70】亨廷顿的文明研究，正如我先前提到的，其注重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忽略了汤因比所说的第二种研究方法，这的确是他理论的一个缺陷。

当然，从某种程度来说，国际政治所谓的宏观学派的研究或者是微观学派的研究也好，两者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缺点。我们不能用宏观的反对微观的，正如我们不能用“应然的”反对“实然的”。目前的困境是这样，在宏观理论走向微观理论或者是从微观理论走向宏观理论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合理的中层理论来过渡，而正是没有这种中层理论，那些自称构建宏观理论的学者（典型的以亨廷顿为代表）也不能完全脱离微观理论的束缚，于是又陷入一种理论体系的混乱中。正如科尔曼提到的：“社会科学各分支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之间的联系十分薄弱，未能解决微观到宏观和宏观到微观的转变问题。”【71】而如何建构这个中层理论，使得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联系起来，确实是一个挑战。

最后，正如苏亚塔.查克拉巴蒂.帕西克说到的：“即使马丁.怀特的著作或者被遗忘的皇家学会的著作、汤因比的著作，明显的依赖文化，这些著作的研究倾向也转向历史的叙述。怀特示意体系是历史的，是受文化约束的共同体，汤因比作为研究文明的历史学家中的大师，和怀特一样，他也没有设法在理论上系统地展示国际体系的文化概念。他们都简单地设想到联合，并继而分析了被理解为文化或者文明相遇地世界政治。”【72】而亨廷顿的创新在于其大胆的将“文化或者文明”应用于国际政治的研究与分析中，从这一点来看，亨廷顿给后继的学者开了个好头，这也是其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

（VI）总结

尽管亨廷顿的理论有许多的不足之处，但是正如王缉思所说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给国际政治这篇文章开了个头，但后续怎么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我看来，正如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说的：“保守的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的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予沉沦。”【73】亨廷顿的理论看到了文化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但是没有看到政治改变文化的一面。